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在革命与灾荒频发的环境中，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救助经验，在继承传统社会救助体系的基础上，建立起全新的革命救助体系。

（一）

　　20世纪的中国，劳动人民的民生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救助谁和怎么救助的问题，成为重要的历史课题。革命救助体系之所以产生，既有历史因素，也有现实考量。中国共产党重视社会救助事业，就是因为其直接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败。

　　面对频发的战乱与灾荒，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如果不予以重视或重视不够，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，或制定了措施而不注重落实，那么灾区的广大人民必然陷于饥饿，甚至死亡。只有尽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生存问题，尽一切途径帮助群众摆脱困境，才能团结广大群众。

　　党领导开展的社会救助工作，进一步密切了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，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，从而尽可能地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之中。特别是推行社会救助事业，减轻群众的负担，改变旧有的劳动关系，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热情，而且逐渐改变了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。人民群众进而自觉地维护这些长期斗争的成果。党对于破坏法令者，予以裁决，给予斗争，逐步改变了封建的政治关系，进而影响和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。实施这些制度的过程，就是改造社会的过程。

　　为了能够提高人民战胜困难的自觉性，党努力做好动员工作，把人民的义愤正当地集中于困难的制造者——国民政府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，从而动员全党全民，实现了生存和发展的结合，实现了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结合，体现出救助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。

（二）

　　面对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双重历史使命，党领导的社会救助工作就是“组织起来”。社会救助工作，不仅是生产问题、经济问题，而且是政治问题。在灾荒期间，如同对敌斗争一样，根据地从上到下，不分男女老少，都紧急动员，齐心协力开展救灾工作，从而在广大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。

　　革命根据地开展的社会救助工作，不仅是具体的工作，更是凝聚革命传统和传播革命文化的有效途径，不但符合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相结合的原则，更成为革命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。党实施的一系列救助措施，既发扬了包括团结互助在内的革命精神，又丰富了革命精神的内涵，使革命精神得以付诸实践，并在实践中不断升华。

　　党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是根据地社会救助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因素。根据地的宣传组织工作形式多样，主要有书写标语、散发传单以及演白话戏、唱革命歌、办革命报刊等。党领导的地方党团组织在广大群众中通过宣传与组织动员，把人民战胜困难的自觉性发动起来，把战胜天灾人祸的组织程度提高起来，从而把各种潜在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。

　　在艰苦的战争年代，在组织社会救助的过程中，在生产救灾、社会优抚、劳动保障的过程中，领导干部发挥了表率作用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，参与生产救灾，战胜灾荒，优抚军人群体，保障劳工权益。在接连而至的灾荒面前，党通过组织、思想、政治等多个方面进行普遍深入的动员，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，把救灾与生产等融为一体，把政府力量与社会、人民和军队力量融为一体，把自身解放与阶级解放结合起来，把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。

（三）

　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社会救助的内容也不断得到充实与完善。但根本的一条是，社会救助事业与阶级社会紧密相连。党出于生存与发展的考量，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救助措施。社会救助事业的内容，不仅包括赈灾、济贫，还包括优抚、保障、福利等多方面的内容；救助群体以弱势群体为主，包括烈属军属、移民、难民等。

　　为了更有效地落实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各项政策，党实施了一系列救助法令措施，组织了专门机构，负责组织落实工作，充分发挥政府救助的功能，并与民间救助机构相互配合。在实施救助法令及措施的过程中，注意将法令政策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。

　　革命根据地注意加强政府救助和群众互助的结合。如抗日战争时期，根据地的劳动互助组织主要有变工队、扎工队等，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，包括人工换人工、人工换牛工、牛工换人工、牛工换牛工、集体养牲口等。实行这些方式，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农村面临的人力、畜力、农具缺乏的困难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。这些劳动互助组织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农村，还扩展到拥军优抗、生产救灾等领域，在帮弱救贫、优待军人及其家属方面，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　　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，党的制度革新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。党的社会救助对于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历史经验充分证明，社会愈发展，救助的内涵愈丰富，其社会功能也愈完善。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情况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·斯诺曾亲眼所见，在革命战争时期，根据地遭受严重的水旱自然灾害，处于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军事包围和层层经济封锁下，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发生“饥馑之患”，而且许多地区在生产上还获得了较好的收成。为此，他指出：“当我想起红军游击队在这区域作战，时进时退，已达五年；想起它的经济始终保持得住；想起苏维埃没有饥荒；想起所有农民都收受并信任苏维埃货币——当我想起这些时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奇迹！事实上，这不能只靠财政来说明，只有从社会和政治基础上着眼才能理解。”（高中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