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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救助体系是如何形成的
时间:2016年12月22日 16:08 | 来源于: 共产党员网 | 浏览: 

    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,在革命与灾荒频发的环境中,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救助经验,在继承传统社会救助体系的基础上,建立起全新的革命救助体系。

(一)

  20世纪的中国,劳动人民的民生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,救助谁和怎么救助的问题,成为重要的历史课题。革命救助体系之所以产生,既有历史因素,也有现实考量。中国共产党重视社会救助事业,就是因为其直接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败。

  面对频发的战乱与灾荒,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如果不予以重视或重视不够,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,或制定了措施而不注重落实,那么灾区的广大人民必然陷于饥饿,甚至死亡。只有尽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生存问题,尽一切途径帮助群众摆脱困境,才能团结广大群众。

  党领导开展的社会救助工作,进一步密切了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,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,从而尽可能地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之中。特别是推行社会救助事业,减轻群众的负担,改变旧有的劳动关系,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热情,而且逐渐改变了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,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。人民群众进而自觉地维护这些长期斗争的成果。党对于破坏法令者,予以裁决,给予斗争,逐步改变了封建的政治关系,进而影响和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。实施这些制度的过程,就是改造社会的过程。

  为了能够提高人民战胜困难的自觉性,党努力做好动员工作,把人民的义愤正当地集中于困难的制造者——国民政府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,从而动员全党全民,实现了生存和发展的结合,实现了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结合,体现出救助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。

(二)

  面对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双重历史使命,党领导的社会救助工作就是“组织起来”。社会救助工作,不仅是生产问题、经济问题,而且是政治问题。在灾荒期间,如同对敌斗争一样,根据地从上到下,不分男女老少,都紧急动员,齐心协力开展救灾工作,从而在广大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。

  革命根据地开展的社会救助工作,不仅是具体的工作,更是凝聚革命传统和传播革命文化的有效途径,不但符合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相结合的原则,更成为革命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。党实施的一系列救助措施,既发扬了包括团结互助在内的革命精神,又丰富了革命精神的内涵,使革命精神得以付诸实践,并在实践中不断升华。

  党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是根据地社会救助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因素。根据地的宣传组织工作形式多样,主要有书写标语、散发传单以及演白话戏、唱革命歌、办革命报刊等。党领导的地方党团组织在广大群众中通过宣传与组织动员,把人民战胜困难的自觉性发动起来,把战胜天灾人祸的组织程度提高起来,从而把各种潜在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。

 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,在组织社会救助的过程中,在生产救灾、社会优抚、劳动保障的过程中,领导干部发挥了表率作用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,参与生产救灾,战胜灾荒,优抚军人群体,保障劳工权益。在接连而至的灾荒面前,党通过组织、思想、政治等多个方面进行普遍深入的动员,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,把救灾与生产等融为一体,把政府力量与社会、人民和军队力量融为一体,把自身解放与阶级解放结合起来,把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。

(三)

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社会救助的内容也不断得到充实与完善。但根本的一条是,社会救助事业与阶级社会紧密相连。党出于生存与发展的考量,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救助措施。社会救助事业的内容,不仅包括赈灾、济贫,还包括优抚、保障、福利等多方面的内容;救助群体以弱势群体为主,包括烈属军属、移民、难民等。

  为了更有效地落实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各项政策,党实施了一系列救助法令措施,组织了专门机构,负责组织落实工作,充分发挥政府救助的功能,并与民间救助机构相互配合。在实施救助法令及措施的过程中,注意将法令政策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。

  革命根据地注意加强政府救助和群众互助的结合。如抗日战争时期,根据地的劳动互助组织主要有变工队、扎工队等,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,包括人工换人工、人工换牛工、牛工换人工、牛工换牛工、集体养牲口等。实行这些方式,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农村面临的人力、畜力、农具缺乏的困难,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。这些劳动互助组织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农村,还扩展到拥军优抗、生产救灾等领域,在帮弱救贫、优待军人及其家属方面,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  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,党的制度革新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。党的社会救助对于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历史经验充分证明,社会愈发展,救助的内涵愈丰富,其社会功能也愈完善。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情况,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·斯诺曾亲眼所见,在革命战争时期,根据地遭受严重的水旱自然灾害,处于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军事包围和层层经济封锁下,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发生“饥馑之患”,而且许多地区在生产上还获得了较好的收成。为此,他指出:“当我想起红军游击队在这区域作战,时进时退,已达五年;想起它的经济始终保持得住;想起苏维埃没有饥荒;想起所有农民都收受并信任苏维埃货币——当我想起这些时,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奇迹!事实上,这不能只靠财政来说明,只有从社会和政治基础上着眼才能理解。”(高中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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