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征途中，毛主席与群众悉心交谈。（油画）

　　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大转移，也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重要转折点。在长征过程中，党一方面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，另一方面不断加强纪律建设，维护党的团结，提高红军战斗力。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，与党始终重视纪律建设密不可分。

　　强调严守政治纪律

　　由于王明“左”倾错误的影响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，进行战略转移。长征初期，由于准备不足，加之党内“左”倾错误依然严重，党和红军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。面对严峻形势，一些党员和红军战士对革命前景产生了疑惑，革命信仰发生了动摇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滋长。

　　面对党和红军内出现的这一情况，中央高度重视，将坚定理想信念当作最重要的一项政治纪律和政治工作来严格落实。1934年10月8日，《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的训令》中明确提出，“党应及时的预先的反对这种右倾情绪，集中力量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……同时反对任何‘左’的倾向”。此后，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又多次发文，作出一系列具体指示并对思想消极、逃跑投敌行为进行严肃处理。随着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斗争的胜利，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士气逐步提升，革命必胜的信念愈发坚定。

　　严明的政治纪律还要求自觉维护中央权威，长征期间取得的重大成就是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的图谋。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，张国焘在“北上”还是“南下”问题上与中央产生分歧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多次致电张国焘，劝告其遵从决议率军北上。但是张国焘却未听劝告，仍率军南下川康，另立“中央”。对此，中央政治局通过《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》，对他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和军阀主义倾向进行严肃批判。迫于中央压力和南下后的军事失利，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分裂主张，同意率部北上。

　　严格执行群众纪律

　　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，党在长征中能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，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。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我们党，关键就在于严格执行群众纪律，时刻维护群众利益。

　　党始终重视宣传和维护群众纪律。1934年10月9日，总政治部在《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》中明确要求，“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，坚决与脱离群众、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”。在红军进入湖南及云贵川边后，针对这些地区比较穷苦和多民族的特点，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通过《红星》报连续发表《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》《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》等一系列文章，要求红军各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，保证不损害群众利益。

　　党还注重提升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，违反群众纪律将受到严厉惩罚。1934年11月7日，《红星》报发出号外，提醒红军战士要注意部队在群众中的形象，要求做到“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”“不强买强卖，买东西要给钱”等，号召红军战士争创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。《红星》报也登载反面典型，例如“红三军团某部上士袁子何，率领运输员一人，故意逗留后面，枪杀群众的猪鸡，乱拿群众东西，经察觉纠正，竟不服从命令，仍故自由行动，有意破坏红军纪律，现已经上级机关执行枪决”。长征中只有保持铁的纪律，红军才能保证命令的坚决贯彻执行，才能赢得群众支持，在部队中不断凝聚起高昂的革命情绪和战斗力。

　　高度重视军队纪律

　　红军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，直接代表党的形象。严格执行军队纪律，是扩大红军和党的影响、增强群众革命信仰的良好方法。

　　党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多次发布训令严明军纪，要求全体红军官兵遵守纪律。例如，1935年1月5日，在进攻遵义、桐梓等城市之际，聂荣臻向所辖各部发出《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》，要求部队遵守纪律，保持军容，给群众“以更好的影响”，“扩大苏维埃红军的影响，以便顺利创造这一地域的新苏区”。紧接着，红军占领遵义后，总政治部发布《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》，提出红军进遵义城要严格遵守整齐武装服装、不掉队落伍、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、到宿营地后外出要请假等八项注意。此后，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又连续发布多项规定和命令，对严格执行军队纪律加以反复强调。

　　长征中我们党高度重视红军纪律建设，反复强调严守纪律的重要性，始终坚持对红军战士的纪律教育和纪律检查，使红军保持了严守纪律的良好风范，在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，也提升了党的形象。

　　（摘编自9月21日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 刘志新/文）